张桃林
2023年1月3日下午2时许，敬爱的老师赵其国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虽然先生仙逝已有一个多月，但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哀痛不尽，思念绵绵。我1982年考入土壤所，有幸成为赵老师指导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回想40多年的师生情缘和交往点滴，印在我脑海中的，是老师忙碌的身影、拼搏的劲头、直爽的性格、利落的作风以及开怀的笑容。
老师是勤奋敬业、开拓创新的所领导。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科技战线经过拨乱反正，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百废待兴之际，老师被委以重任，担任土壤所所长。在此后任职的13年时间里，老师整日忙碌的身影是我脑海中最深的记忆。那时，老师正值壮年，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环境，全身心扑在土壤所改革发展和土壤学科建设上，雷厉风行、敢想敢干，几乎到了废寝忘食、夙夜在公的地步，也让全所气象为之一新，呈现只争朝夕、开拓进取的浓厚氛围。面对研究所当时组织分散、经费紧张、人才匮乏、设备落后等重重困难局面，老师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经常辗转奔波于北京、南京等地，到中科院、科技部等部门争取政策和项目等支持。老师十分重视学科创新和基地（平台）建设，始终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敏锐把握学科发展方向，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同时大力推进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科研条件水平。红壤一直是老师情有独钟的研究领域，在他的亲自谋划和全力争取下，中科院红壤生态实验站于1985年在江西鹰潭建立，并于1990年成为首批中科院开放实验站，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优秀科研人员来站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学科交叉发展。记得1984年我研究生二年级时，为学习引进国际先进科研设施，尽快建好我们自己的野外实验站，所里决定由他亲自率团到英国著名的洛桑实验站考察访问。但在临行前，老师胆结石急性发作，为不耽误行程，他在手术后尚未痊愈的情况下依然登上了出访的飞机。那次访问很成功，通过学习借鉴洛桑实验站的长期定位试验和元素循环研究设施，很快在红壤实验站建成了我国首座大型原装土壤排水采集装置（Lysimeter），布设了一系列长期定位试验，使我国土壤领域野外实验站的科研装备水平上了一个台阶，有力提升了土壤发生学和土壤物质循环等领域的研究水平。如今的实验站已成为服务我国红壤区土壤和农业生态环境研究与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科研基地。他还前瞻性地提出我国“土壤圈”研究的新方向，并于1987年推动成立中科院“土壤圈物质循环开放研究实验室”，为后来建立“土壤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打下了技术、人才和科研条件等方面的坚实基础。老师视界宽、联系广，十分重视和大力推动土壤科学领域国际交流与合作，多次在中国组织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结交了一大批国际同行朋友，也让中国学者有更多机会走向国际舞台。特别是1991年亲手创办了《Pedosphere》（《土壤圈》）英文期刊，这是我国出版的土壤学科第一份外文国际学术期刊，成为展示中外土壤科学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合作、提升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重要平台，目前已经进入Q1区，成为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土壤学国际期刊。
老师是治学严谨、知识渊博的战略型科学家。土壤学是一门生命科学和地球科学交叉的科学，涉及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地理及农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基础性、综合性、应用性都很强。老师常说“万物土中生”，对土壤学及相关学科领域和交叉前沿都保有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这也造就了他广博的知识视野、创新的思维方式、深厚的学术积累和超前的战略眼光。他十分注重及时了解把握国际土壤学发展新趋势，善于学习吸收新知识新技术，不断培育土壤学科新生长点，拓展土壤科学研究新领域。先后主持和参与了海南、云南等地土壤及生物资源调查、黑龙江荒地资源考察、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环境调查、国家农业发展路线图和土壤保护战略制定等工作，推动了“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综合治理开发”“南方红黄壤丘陵低产地综合治理研究”“长江、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壤和大气环境质量变化规律与调控原理”和“土壤质量演变规律与持续利用”等重大跨学科综合性科研项目立项实施，提出和加强了土壤质量、生态高值农业和功能农业等相关研究，发挥了战略科学家的作用，尤其为我国黑土和红壤资源保护利用、黄淮海和南方红黄壤区域农业科技攻关作出了突出贡献。老师治学严谨，具有一种攻坚克难、躬身力行的学者风范，工作起来有股拼命三郎的劲头。通常情况下，他每天早上5点多钟便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在野外考察、参加学术报告会等各类活动时，他总是认真作笔记，家中至今保留着几十本写满的笔记本。1995年8月，我随老师乘火车到北京汇报争取红壤科技项目。当时天气炎热，车厢条件也很简陋，老师身上早已汗流浃背，手臂上还起了一大片红红的热痱子，但他却仍津津有味地看着文献，准备着汇报材料。一下火车，又顾不得一路劳顿，直奔科技部汇报项目。几十年来，老师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也几乎走过了世界各大洲。每次陪他到野外考察，他都执意要和我们一起拿着铁锹下地，挖土坑、看剖面、采土样。记得有次我们劝他休息时，他却笑着说“这不算什么，当年在古巴、在热带雨林考察时，不但艰苦，还有危险，下地都得随身带着武器呢！”老师虽早在1991年就当选中科院院士，但生活上始终保持简朴，学术上始终执着追求。无论是国内出差，还是出国考察，总是自己随身拎个包，里面装一些资料路上看看。他坚持和学生们同吃同住，一同下地，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花甲之年，老师还学会了自己用电脑、敲键盘、发邮件。
老师是爱才育才、提携后学的好先生。老师性格直爽、待人真诚，尤其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和生活。无论是对所里的研究生，还是对来开放实验室访问的青年学者，他都给予热情的关照和爱护。早在1988年，他就抓住国家决定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契机，及时在研究所推动申报设立了全国最早一批博士后流动站，并争取各种支持政策建成了专门的博士后楼。之后，为吸引更多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又专门划出一定比例新建住房，用于解决归国人才住房的后顾之忧，这在当时职工住房普遍较紧的情形下，是很需要魄力和决心的。同时，在他的推动下，所里优先安排年轻人到重要岗位挑大梁，大胆启用了一批年轻人担任所长助理和研究室（中心、站）负责人，并创造条件让优秀青年科研骨干牵头承担重大科研任务、出国学习深造或交流访问，而且在职称评定、工作待遇等方面也实施了一系列特殊倾斜政策，形成了优秀青年人才“出得去、引得来、留得住”的良好局面。记得1991年所里举办“七五”科技成果展时，还专门开辟了“青春园”板块，给青年科技人才提供展示科研成果的平台，营造比学赶超、创先争优的氛围。在这样宽松向上的环境下，相当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科研能力和管理才干的青年科学家很快成长起来，大大缓解了当时土壤所人才断层问题，也为我国土壤科学事业持续繁荣发展储备了一批人才资源。老师虽然工作很忙，风风火火，但却是忙中有序、粗中有细，印象里他的办公室和办公桌总是整洁有序，生活中也很有条理。我上研究生期间，正是老师刚任所长工作最忙的时候，但他工作再忙，也是有求必应，总是能及时安排足够的时间，对我的学业和科研给予悉心指导。我的研究生论文从选题、设计到野外作业、实验室分析、数据处理、写作定稿，他都全程指导、严格要求、环环把关，连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也不放过。
斯人已逝，音容犹存。老师虽然已经永别，但他严谨求真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育人情怀，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底，让我深受教育、终生受益。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赵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